对武汉病毒所的阴谋论应该休矣
武汉病毒所的石正丽团队最近发表《Nature》《自然》论文，将她们的原创性发现刊登在全球最有信誉的科学杂志上，《自然》曾经发表过DNA双螺旋结构、单克隆抗体和逆转录酶等划时代的科学发现。当她们将自己结果首先发表在网上时，我曾经写博文祝贺。这次的《自然》文章似乎是她们的那篇网上论文的扩充版本，《自然》似乎也允许这样做了，不算重复发表以往的实验资料，以前是不行的。首次拿到武汉冠状病毒全基因序列的复旦张永振团队也在同期的《自然》上发表了文章，这次中国科学家的惊人表现与ZF的迟缓反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作为科学家，我对很多东西都充满质疑，但是我最不相信的就是阴谋论。在确凿证据出来之前，我肯定不相信武汉病毒所的团队有可能意外将病毒放出了实验室。大家应该明白，放出与她们前期论文所描述的相同病毒很容易被识别，世界同行都会重复你的实验。更不可能故意放出病毒来，那将是犯罪和反人类的行为，没有任何动机。
大家想想，我去自己的实验动物房都需要严格地防范，戴帽子、穿鞋和口罩还配上隔离衣。我们华大沒有P4实验室，美国只有联邦管理的地方才有这类严格防范烈性病原微生物的实验室, P4是世界标准。武汉病毒所的P4实验室为中国的唯一，为法国人设计但是中国人兴建的，花费上亿，相信中国人会遵守相应的国际规则。
阴谋论的重点是石正丽在2015年发表的文章：她们建立的毒力超强的嵌合病毒，这次泄露到了武汉的城区，这完全是胡言乱语。嵌合型病毒在科学实验室到处都是，玩病毒的基因组的实验太多了，可以用于检测突变了的病毒的致命性或者寻找免疫中和抗原以支持疫苗的设计和制备。听到一点什么嵌合的描述就起阴谋论之心，那是外行人的误解或诛心的谎言，科学家有责任向公众说明。具体到她们的那篇2015年的嵌合病毒论文，论文的主体作者来自美国北卡大学，石正丽只是合作方，所以如果说病毒泄露，先去美国北卡州的研究三角看是否有人大面积感染。他们当时就是想模拟蝙蝠病毒可能的变异，为未来变异株的爆发积累经验，未尝不可。那病毒的制备也是为了研究病毒与受体的相互作用，看人工突变后的病毒特性，这些都是在严格控制的环境里做的实验。因为该嵌合病毒感染人类细胞的力度特别强，并且免疫治疗和疫苗对它都沒效果。美国方面确实质疑过科学家做出此病毒的初衷，这也可以理解，毕竟害怕病毒外漏，出现意外，所以美国主体研究组的课题被NIH在2014年叫停过，但是审查后又恢复了资助。这次石正丽研究组发现的武汉冠状病毒是新病毒，为人类打破野生动物生态环境后所得到的报应，这新病毒肯定不是以前的嵌合病毒。她是拿生命担保的，我们当然应该相信她。中国应该加大力度打击野生动物市场才对，怎么可能对自己的杰出科学家制造阴谋论？
有人编造的石正丽的实验室把病毒放到了海鲜市场，这已经超出了我所知道的常识。我去过在武昌的病毒所，而华南海鲜市场则是在汉口江岸，离汉口火车站比较近，对于武昌那是无丈八尺远的地方。很难想像编造的病毒外漏会把这两个地方联系在一起，现在有人给出了具体的距离，他们相距32公里。被长江和汉水分隔的武汉有多么大，中国的芝加哥，外地人很难体会到的。阴谋论在中美都有，与美国不同的是，洋人在见证事实后就会回头，中国人会持续下去并且经久不衰。
现在阴谋论越演越烈，我今天遇到了令我难以置信的事情，因为连学文的人士都头头是道地跟我争论改造过的病毒的毒性。这就是典型阴谋论的象征，已经相当盛行了，像侦探小说般靠推论而不是证据争论科学问题。科学家永远面对事实，观点也永远随证据而变化。我在以前的博文中曾经解释中国科学家为什么这次做得这么快和漂亮，因为BAL（肺泡洗脱液）含高浓度病毒，样本为急性发作而无继发细菌感染，所以她们很快得到了病毒和序列。这个病毒所感染的主体组织与器官是与外界相通的，不像肝炎病毒或西尼罗河病毒必须取去世病人的肝脏或脑组织，那要困难得多。石教授是武汉大学毕业的，法国博士，受过相当好的训练。石正丽是做基础科研的，与乔治高的那篇流行病学的软科学文章沒法比，乔治高还有疾控中心主任的职责，石正丽沒有。必须强调：我与石正丽和乔治高亳无关系，但是做科学的都知道《自然》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是完全不同的杂志，前者发表的科学硬很多。
现在这武汉冠状病毒全世界都可以复制，基因序列全公开，是否为人造超级病毒会迅速被同行识別的，至今无任何国际同行专家公开质疑。再者，如果是实验室放出的病毒，石正丽是有被杀头的危险的，我们当然应该相信她，对武汉病毒所的阴谋论可以休矣。
为了避免阴谋论，我们必须学会独立思考，也就是美国文理教育所强调的Critical Thinking, 参见我在一篇文章里的描述：“英文里面的Critical Thinking指的是：获得和面对Facts, 考问Facts, 然后以Facts为基础缜密推理（reasoning) 从而最终得出结论的过程。因为它是美国文理教育（Liberal Arts) 的核心，所以我觉得应该把Critical Thinking 翻译成“理性思维”比较恰当”。
在文章中间让我谈点武汉病毒研究所，全名叫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我们在国内时是个很不起眼的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和武汉大学病毒系，都是耶鲁人创办的。当时武大的著名院士高尚荫是耶鲁博士，所以你可以想象他在武大有个生物系的情况下，还可以单独成立一个什么病毒系，完全没有必要分得这么细。
当时高尚荫的武汉病毒研究所在全国并不成气候，很少有野心的学生愿意考那里的研究生，与侯云德和曾毅等名星汇集的北京预防医科院病毒研究所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这里是有些原因的，很重要的原因是高尚荫把病毒当成单一的微生物来玩，过份强调病毒作为工具在开创分子生物学中的作用，而不将病毒作为细胞内寄生物来看待，武大有细胞生物学专业。他们更不研究病毒与机体的互动，印证这点的是武大病毒系当时连有能力开出免疫学课程的教授都沒有，只有请从德国回国的我导师史良如教授去给他们讲免疫学，所以前武汉病毒所所长胡志红研究员都是从史教授那里学到的免疫学。当年的武大只研究病毒，不在意机体对病毒的免疫反应。圣路易斯华大的厉害是在超强免疫学的基础上孕育出大量一流病毒免疫学家，随便数数就有Skip Virgin, Mike Diamond和Robyn Klein。
武大病毒当年还有一个缺陷是集中研究与医学无关的病毒，他们很多人是研究昆虫病毒的，因为这是大佬高尚荫的兴趣。武大校友也这样认为：“中国以前都是微生物学免疫学混在一起，到80年代末才分开。武大病毒系招分很高，有很多学霸云集。因为没有医学专业，的确教师当中研究医学病毒的人极少”。“到现在，武大生科院教师们，研究医学相关的课题，还是不多。这的确是个大问题”。怪谁呢？怪不食人间烟火的耶鲁教育。回忆这段历史，如今的武汉病毒所确实是换了人间，现在他们是这次中国抗击武汉冠状病毒的重要科研机构，让我们祝福他们。
让我谈点国际上是如何面对质疑的，这或许对石正丽有点用。我做过高中辩论队的裁判，在国际科学会议上喜欢提问，在书面上也评审科学论文。我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对那些很激烈地为自己辩护的人比较警惕。我记得当年英国摩尔根教授在意大利会议上质疑哈佛教授的基因踢除老鼠存在问题，因为他们踢除的蛋白并不在红细胞膜上表达，但是缺陷了该分子的红细胞却会呈现溶血现象。这是一个自然而很有力度的问题，哈佛组的文章当时刚发表在顶尖杂志Immunity上。面对摩尔根教授在大会上的提问，具有南美热血性格的哈佛教授情绪激动，他迅速将幻灯回到展现溶血的试管影像说：“看这里，看清楚点，这颜色你还能否认吗？”，溶血后血红蛋白释放到试管呈现红色，他当时是失控般地爆发。我们回来后谈及此事，阿肯森教授就说，情绪化的反击往往对你不利。还真被我们预料中了，多少年后哈佛的研究组承认自己在制备基因踢除鼠时载体设计出了错，所以他们的结论不能成立。那位英国教授也不善良，他是穷追不舍，一直把质疑弄到了哈佛医学院的高层。
所以我对石正丽的建议是，没有必要激动到拿自己的“生命担保”。生命对任何人都只有一次，应该在此强压力的日子过去后，带着家人去度个假，享受属于自己的人生。石教授应该拥有统领千军的气派，让实验数据说话，那印度人的论文不值得一驳，他们自己都不知趣而撤稿或将做重大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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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前病毒学教授高尚荫。那些不满武汉病毒所的人注意了，你们别放过了耶鲁。因为错误的源头在耶鲁，是耶鲁沒有把高尚荫教育好。